每次在中學主持新詩班，我都會跟學生唸一首辛波絲卡，然後煞有介事地說：「都懂了吧？作者可是諾貝爾獎得主哦！」這當然是取巧──換上其他得獎詩人（艾略特、帕斯、布羅茨基……），這把戲九成失靈。唯有辛波絲卡的詩如此明朗，就像光。
常常有人控訴現代詩晦澀，可辛波絲卡必定無罪獲釋。她的詩總是善待讀者（因為易懂），虐待評論者（人人都讀懂了，誰耐煩聽他們喋喋不休？）。那麼譯者又如何呢？辛波絲卡的英譯者、同是波蘭詩人的波倫切克（Stanislaw Baranczak）說，辛波絲卡的「整體節奏感」是難譯的。可她在中文世界的迴響也不少，較具規模的翻譯有林洪亮的《呼喚雪人》、張振輝的《詩人與世界：維斯瓦娃‧希姆博爾斯卡詩文選》以及陳黎、張芬齡的《辛波絲卡詩集》，遊擊式的嘗試更不計其數：黃燦然、梁秉鈞、影屋、周偉馳……各家譯筆固然不同，折射出來的辛波絲卡卻依稀一致，這大概跟詩人的本色有關：主題集中，而且結構分明。即使有枝節在譯文中岔遠了，主幹仍然堅實地佇立著，等你回望。
隱喻是現代詩的常客，而讀詩往往就像解謎──有時（似乎）解開了，有時索性在迷宮樂而忘返，就像夏宇說的：「只有謎可以到達另一個謎」。辛波絲卡卻愛羅列大量事例，把主題明明白白地說出來。周偉馳這樣形容她的詩作：「構思精巧，邏輯縝密，像被剔淨之後的魚骨，閃動著靈感大海的光澤」。妙極了──試想想，詩跟「邏輯縝密」有甚麼關係？這可不是議論文啊！但辛波絲卡的好些詩作真的有點像推理：一開始先設置處境、點題，然後鋪開連串事例，結尾揭示或深化主題。比如我最愛在課堂上分享的〈寫履歷表〉（陳黎、張芬齡譯，下同）：
需要做些什麼？
填好申請書
再附上一份履歷表。
儘管人生漫長
但履歷表最好簡短。
第一段先設置處境，第二段為全詩主題定調──履歷表粗暴地簡化了人生，為後文的大量例證作鋪墊。這是其中一段事例：
所有的愛情只有婚姻可提，
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。
我問學生：除了婚姻還有甚麼不能填的愛情啊？沒有出生的子女是甚麼？我以為答案是暗戀、拍拖、流產，他們卻紛紛興奮地搶著喊：「婚外情！私生子！」年輕人的口味總是比我重──但即使我們對這細節的聯想不同，對全詩核心的理解還是差不多的。如果一味窮舉例子，不免令人生厭，詩人遂在中段插入一段荒謬的形容：「填填寫寫，彷彿從未和自己交談過，／永遠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。」全詩是這樣收結的：
此外，再附張露出單耳的照片。
重要的是外在形貌，不是聽力。
反正，還有什麼好聽的？
碎紙機嘈雜的聲音。
從照片上的耳朵剪接至碎紙的聲音，既自然又滲出了想像力。這段無疑是最大的諷刺，也深化了主題：人家根本不在意你的真實人生，履歷終究是白填一場。辛波絲卡擅長的幽默反諷，在此可見一斑。
辛波絲卡的詩作多見日常生活的剪影，讀來親切，也令人想起本土詩壇對生活化寫作的實踐與論述。然而，我認為辛波絲卡展現了另一種可能性──她筆下的日常生活，與其說是只屬於波蘭本土，毋寧說攫住了跨地域的普遍性。讀辛波絲卡的譯詩，文化障礙不多，有時反而會有這樣一種錯覺：辛波絲卡是不是香港人？怎麼她說的我好像都經歷過？另一位波蘭詩人、諾貝爾得獎者米沃什曾敏銳地指出，辛波絲卡筆下的「我」有種「抽象的普遍性」。她所寫的確實是日常生活，但不限於特殊的個人經驗，而是採集了我們大多會經歷的事（就像上文提及的履歷表）。這樣寫會否扼殺了個性呢？不，辛波絲卡的個性展現於她對普遍經驗的驚人洞察和哲思，而不是經驗本身的特殊性。而我最欣賞辛波絲卡的，是她擅長借用物的角度，以有別人類的方式重新觀看世界。比如〈一粒沙看世界〉︰
我們稱它為一粒沙，
但它既不自稱為粒，也不自稱為沙。
沒有名字，它照樣過得很好，不管是一般的，獨特的，
永久的，短暫的，謬誤的，或貼切的名字。
概念的命名、分類似乎是中性的，但說到底也是為了方便人的理解而設的，對於物自身來說，根本沒意義──它大概也不會介意我讀的是中譯而不是原文。時間的概念亦然：
一秒鐘過去，第二秒鐘過去，第三秒。
但唯獨對我們它們才是三秒鐘。
對於沙來說，三秒鐘有甚麼意義呢？我想，辛波絲卡不是要抹去人類的位置，而是提醒我們：世界不只有這樣一種理解方式。此刻我卻不免想起，她也變成物了──像我這樣滔滔不絕地頌讚她，對她來說有意義嗎？就像這詩的第二段：
它不需要我們的瞥視和觸摸。
它並不覺得自己被注視和觸摸。
它掉落在窗台上這個事實
只是我們的，而不是它的經驗。
對它而言，這和落在其他地方並無兩樣，
不確定它已完成墜落
或者還在墜落中。
而我還是必須寫下這篇文章，為了辛波絲卡──為了我們的辛波絲卡。
──原載2012.2.5《明報》星期日生活，略有修訂
